危素（1303-1372），字太樸，一字雲林。年四十入仕，嘗受薦為經筵檢討，參與編修宋、遼、金三史，元末棄官避居房山，後元順帝北逃、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，再度復官。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，徐達率軍攻入大都，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本欲投井殉國，卻在最後一刻被勸阻──「國史非公莫知，公死是死國之史也！」明朝建國後，危素應召到達南京，明太祖授侍講學士知制誥。清人劉聲木批評其人「自貶身價」，陳寅恪則慨嘆「國可亡，而史不可滅。」

　　本書梳理危素著作流傳及其仕宦歷程，並以此為基礎，從「存史」與「失節」脈絡分別探研。首先透過明清官方及士人對於危素易代生死抉擇的評論，分析相關敘述焦點轉變趨勢。其次圍繞危素謫守余闕廟的故事，試圖追索其流傳歷程，探討明嘉靖到清乾隆間，相關敘述的脈絡變化，析論乾隆朝廷為何、如何運用之，進而了解「失節」評價如何被形塑，呈現元明易代人物歷史書寫的形成，並詳細考察其流移與轉變。

　　*本書榮獲「郭廷以先生獎學金」獎助，為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」第43號

本書特色

　　★本書榮獲「郭廷以先生獎學金」獎助，為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」第43號

　　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林麗月專序推薦：「本書作者從散見於不同時代的危素敘事中抽絲剝繭，對時代氛圍與危素評價的變化進行長時段的考析，其撥雲見日、鉤沉發微之功，值得肯定。」
 

作者簡介

莊郁麟

　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、碩士，現為新北市立永平高中歷史科教師。著有普通高中歷史必修教科書及相關配套書籍，並有〈鼎革與遺民：劉聲木（1878～1959）的易代論述〉一文發表。
 

出版緣起
序／林麗月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危素的著作與生平
第一節 著作及其流傳
第二節 生平及其仕宦

第三章 乞活為存史：明清士人論危素的殉國未遂
第一節 為世謬笑：有關危素的負面敘述
第二節 「國史」與「故國史」：何喬遠與張岱論危素
第三節 邑志如國史：地方志的存史相關敘述

第四章 謫守廟愧之：危素失節評價的形成
第一節 危素貶謫故事流傳歷程
第二節 「顯忠」到「懲貳」：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
第三節 余闕廟考證

第五章 結論

徵引書目

 

序

　　一九八○年代以來，學者持續關注易代之際士人政治抉擇的課題，相關研究成果豐碩，其中尤以明清之際的論述最受矚目。文史學界對明亡以後漢族士人的生死兩難、出處憂懼、遺民生活，以至思想心態，各有深入論說，既開拓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新面向，也為明末清初的政治史擴展了新視野，成果粲然可觀。

　　相較於明清之際研究的關注，「由夷入夏」的元明之際，論述則略顯不足。錢穆晚年在〈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〉文中抉發明初漢人夷夏觀念之淡薄，慨嘆「明祖以平民崛起為天子，為漢高以下所僅有，讀史者豈不曰驅除胡虜，重光中華，其在當時，上下歡欣鼓舞之情當如何？而夷考其實，當時群士大夫之心情，乃及一時從龍佐命諸名臣，其內心所蘊，乃有大不如後人讀史者之所想像。」而所謂「後人讀史者之所想像」實與元明革命性質的慣常理解有關。劉浦江論〈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〉，指出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，並非後人理解的民族革命。明中葉以後，在長期面臨「北虜」為患的時代背景下，元明鼎革的歷史記憶被重新喚起，並被解讀為一場「驅逐胡虜，恢復中華」的民族革命。同時明人對元朝正統地位的評價，也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轉變過程。清末反滿的時代氛圍，使元明易代呈現出更加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。可見讀史者的歷史理解實與時代變遷環環相扣，因此，易代之際士人的書寫，亦隨時代流轉而有不同。元末明初人物研究之所以更顯不易，除了受限於史料不足，讀史者身陷此層民族主義想像之迷霧而不自覺，亦為一大關鍵。

　　本書以元明之際的江西士人危素（1303-1372）為核心，透過明中葉以後危素事蹟的相關記載，從政治脈絡及時代思想分析危氏不同評價的形成及其變化。作者從跨越四百多年的零散史料中披沙揀金，其主要目的既不在考述真偽，亦無意翻案辨誣，而是以史學思想史為分析工具，由小見大，考察元明易代人物書寫型態的流移轉變。作者從清遺民劉聲木（1876-1959）與史家陳寅恪（1890-1969）對危素的不同評論切入，論證重心置於前者評「失節」與後者論「存史」兩種評價的考索分析，而以危素的易代出處及貶謫故事為兩大主軸。本書指出，危素身後四百多年間的出處評價呈現從「多元」轉向「單一」的發展，而謫守余闕廟故事的流傳則有從「顯忠」到「懲惡」的變化。至清高宗敕纂《續通志》，危素被收入〈貳臣傳〉，「失節」評價至此定調。

　　本書作者從散見於不同時代的危素敘事中抽絲剝繭，對時代氛圍與危素評價的變化進行長時段的考析，其撥雲見日、鉤沉發微之功，值得肯定。唯書中對危素相關史料在明清著作流傳中的定位未見深論，仍不無論述不足之憾，而以「存史」與「失節」為兩大主軸析論危素評價的轉變，似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誠如蕭啟慶指出，元明易代之際，決定士人政治抉擇的主要因素是「君臣大義」，而非「夷夏之辨」。後世論易代士人之氣節，執著於「君臣大義」者，每以身仕兩朝為「失節」，而強調「夷夏之辨」的文化民族主義者，「存史」往往是「失節」者苟活不死或出仕新朝的合理化詮釋，從這個角度看，「存史」實又為「失節」的一種述說，而非截然二分的易代人物類型。其中曲微關節，倘能進一步深入考掘分疏，本書論述或將更為周全。

　　本書係由作者二○一六年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，並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出版。欣聞本書即將付梓，謹此推介，並請學者專家惠予指正。
 
林麗月
誌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
二○二○年八月

第二節　 「顯忠」到「懲貳」：危素貶謫故事的意義變化危素貶謫故事的流傳歷程，以陸容《菽園雜記》為始，中途經過陳建《皇明通紀》、谷應泰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，終至乾隆朝《續通志‧貳臣傳》。不過，各書寫作要旨及時代氛圍不同，敘說脈絡亦有相當差異。那麼，在各書之間流傳的危素貶謫故事，意義變化的過程為何？（三）乾隆朝廷對危素的批評李贄著作與《皇明通紀》皆經歷明廷的禁燬，亦因此更加聲名大噪。雖然有相同經歷，但評價卻不盡類似：李贄被明官方與部份儒者視為「異端」，《皇明通紀》則被視為士人的「參考書」。不過，時至乾隆，李贄著作與《皇明通紀》又再度遭到禁燬。與明代相較，清代禁燬力道更甚，因為不僅被動接受地方官員呈報，更主動派員詳查各地藏書，一經查獲便嚴懲，例如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閏十月十八日，漢軍八旗高綱（生卒年不詳）之子高秉（生卒年不詳）因家藏陳建《皇明實紀》（即《皇明通紀》），即被交付刑部嚴審。高秉家藏陳建《皇明實紀》，懷疑書板尚在閩粵流傳，因此申令李侍堯（？-1788）再次搜查。清朝對於文字的強力掌控，激起中國社會的「漣漪效應」，使得書籍被剜改及隱蔽。危素貶謫故事卻仍能於禁燬與官方論述之間流傳，未因一時的壓力而消逝，反而持續流傳，並形成某種習以為常的敘述：將危素貶謫與失節進行因果連結。此種文化統治，以乾隆朝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為高峰。那麼，四庫館臣又如何評論危素？據危素《雲林集》提要載：「素於元末負盛名，入明以後，其人不為世所重，其文亦遂不復收拾。故《說學齋集》僅存在元之文，而此集亦僅存在元之詩，不足盡素之著作。然氣格雄偉，風骨遒上，足以陵轢一時。就詩論詩，要不能不推為元季一作者矣。」其中僅言其文因人「不為世所重」而散佚。在危素《說學齋稿》提要之中，館臣更具體指出「素晚節不終，為世僇笑，其人本不足稱，而文章則歐、虞、黃、柳之後，屹為大宗」。然而，清代官方對危素的批評，不止於此。在清高宗詔修的《續通志》中，危素是《續通志‧貳臣傳》之中唯一的元明之際士人。